讲信修睦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这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重要一环。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讲信修睦”，这不仅是中国由来已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更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圭臬，是为人之本、处世之方、立国之基。

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寓指讲究信用，睦邻修好。《礼记》中将“讲信修睦”视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要调整相互间的关系，达至亲密和睦这一境界的关键就在于以“信”为优良美德和思想传统。何谓“信”？据《说文解字注》，“信，诚也。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信”是一个会意字，其本义是以言语取信于人。正所谓“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由“信”之本义引申，“信”意味着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多元并存，他们虽对个人的穷通荣辱、国家的治乱兴衰怀持着各异的思想与态度，但诚信却是他们共同推崇的道德准则。

从个体层面而言，“信”是人格基础，是立身行道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将“信”视作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德行。孔子认为，重允诺而言必信是君子人格的内在要求，可以作为衡量君子的标准。在他看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一个人若不讲信义，恰似车无轴轮无法运行一样，就无法在社会中立足。故而孔子对“信”颇为重视，以“信”为君子安身立命之本。据《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以“信”为“四教”科目之一，强调把诚信作为培养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孔子还将“信”同“恭”“宽”“敏”“惠”并列为“五德”。孔孟以降，董仲舒、周敦颐、朱熹等历代思想家均对“信”进行过精辟论述，“信”德随之流传下来，成为人人奉行的立身之本。

一个人讲信、守信，言出必行，是取得别人充分信任的必要前提。立身于社会之中的个体，若言不符实，毫无信用，等于失去了社会生活中的万能通行证，便会陷入孤独无助的状态。不仅没人愿意再与其交往、共事，最终还会在社会中寸步难行。正如朱熹所言：“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为了不失信于人，面对他者的请求，必须仔细估量、考虑，不能急着应允。当一件事既处于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又合乎道义，方能允诺他人。

从社会层面而言，人们对“信”的恪守是维持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社会由个体的人组成，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决定着一个社会是否有序，是否和谐。“信”是社会的黏合剂。惟有社会成员间实现互信，整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在经济活动中，经营者诚信为本，货真价实才能赢得消费者信赖，长久获利。商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但只重个人利益，罔顾整个社会效益，尤其是摒弃道德的获利方式难以持久。中国古人将“信”作为经商原则由来已久，形成了“市不豫贾”“贾而好儒”的商德文化。中国传统商德讲诚信、重道义，将义与利结合，其中尤以诚信为重。荀子力赞“良贾”，认为“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管子曾言：“非诚贾不得食于贾”，明确指出商德的根本就是诚信。吕不韦更是将良好的商业道德看作是“万利之本”。

“信”是社会生活正常有序的基础与保障。人是社会的动物，有大量社会关系需要处理。诚信为本，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早在战国时期，“信”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孔子把“信”作为“仁”的具体内容之一。“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儒家以“信”为人际关系的第一原则，敦促形成社会成员间相互合作、彼此信赖的良好关系。一个拥有和谐秩序的社会，需要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为基础，“信”是形成这种关系的基石。以“信”为依托，社会成员间严守道德底线，互相支持与帮助，整个社会才能氤氲出令人放心的环境，满足社会成员安全感的需要，从而避免沦为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社会。

从国家层面而言，“信”是政权稳固的基石。信德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从道德意义进一步扩展至处世、治世的重要伦理原则，成为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重要抓手。“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对国家而言，诚信犹如宝器，在为国从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思想重道德，将道德原则放在论政的首要位置，其中尤以政治诚信为重。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内在规定了为政者必须要讲诚信。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曾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将“足食”“足兵”“民信”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在子贡的追问下，孔子指出若迫不得已只能取其一，那就“去兵”“去食”，而必须保留的是“民信”。在治政的三个要素中，政府的公信力远比兵马、粮草重要。“民无信不立”，“信则民任焉”，一个政权若不能取得百姓信任就会垮掉，而惟有以“信”为基石，才能得到百姓拥立。国之本在民，“取信于民则王，欺之于民则败”，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如何取信于民？

首先，为政者要做到“敬事而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为政者对待政事应当严肃认真、恭敬谨慎，对待百姓应讲求信用、诚实无欺。“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为政者以爱护子女的心来爱护人民，人民就会亲近他；以诚信对待百姓，百姓才不会背叛他。古人认为诚信在治政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诚者，君子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为政者以“信”为政，才能积累起民众的信任，使民有令即行。管仲把诚信作为理政之关键，指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在他看来，古之圣王所以能集结人心、团结天下的关键就在于坚守诚信。

其次，为政者要修身取“信”。“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执政者讲信、守信，一诺千金，那么百姓才会据实以待。为政者以“信”修身，整个社会的诚信度才能显著提高。荀子呼吁为政者应“忠信均辨，说乎庆赏”，自身正直诚信，才能公正赏罚，诚信比刑罚的作用大。战国时期商鞅“移木建信”、季布“一诺千金”等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世传颂。为政者的信誉度高低不仅关系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也直接决定其执行力强弱。王安石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傅子》中援引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齐襄公失信于同诸侯的“瓜熟之约”的故事，总结道“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从古至今，为政者以“信”为标尺，丈量自身的品格和为政担当，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中一个优良传统。

再次，为政者要以“信”为选官标准。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推崇选贤任能，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其中德更为关键。“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君者善用正直之士，才能取信于民。官员之德，首重诚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儒家看来，在利益、财货面前是否贪心既是对其义利观的检验，也是对其信德的考验。深厚的德行需要长期修养。为官从政，能够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方能廉洁自律，诚信自守。作为官德的基本要求，“信”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要“不欺上”，就是对国家、对上级要诚信不欺；一方面要“不瞒下”，就是要真诚对待民众，讲究信用。这两个方面是官德的内在要求，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员没有诚信，后果不堪设想。求真务实方能创实绩，任何时代，干实事的官员才能取信于民，得到百姓爱戴。

“信”不仅适应于立身、处世、治政之中，还被施用于国与国之间外交往来关系之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记载着“君以礼与信属诸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实国与国之间和睦的基础就在于修养自身之“信”德。古圣先贤在外交关系上一向秉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原则。所以作为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讲信修睦的主体虽关涉人我，但其重点则落在对道德主体讲信义、守信用的修养自持之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伟大梦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诚信可谓是道德基石。历经千年风雨仍巍然屹立于东方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重视诚实价值的信用之邦。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要弘扬诚信文化，正是以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为汩汩源泉。新时代每个公民都守持诚信，中国梦的实现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愿同世界各国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稳步迈进。